本报综合新华社、《检察日报》消息

　　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　陈云龙
　　贪腐普遍　反贪部门却案源短缺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主题发言中提出，反贪情报信息工作滞后问题亟待解决。
　　陈云龙检察长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和机制转轨时期，贪污贿赂现象十分普遍，但与此同时反贪部门却普遍遇到案源短缺的问题。举报线索量少、质次、成案率低已成为困扰当前反贪工作的一大瓶颈。究其原因在于反贪工作基础薄弱，信息情报不灵。正是情报信息工作滞后，导致反贪工作长期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状态。
　　陈云龙检察长介绍，1994年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反贪侦查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加强情报工作。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在随后十年间，反贪情报建设在反贪部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
　　陈云龙检察长认为，当前反贪情报信息工作已远落后于反贪工作形势发展的要求，其滞后性表现在：从战略层面看，由于一直以来没有专司反贪情报信息工作的部门，反贪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的“拳头”缺少智力支持，影响了决策层对反贪工作全局的掌控能力；从战术层面看，由于缺乏整合各类各级反贪情报信息的工作机制，情报信息分散，综合利用率低，制约了情报信息作为一种重要侦查资源的整体效能的发挥。
　　陈云龙检察长强调，反贪情报信息工作滞后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将严重影响反贪工作的顺利进行。

　　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　姜伟
　　提供性服务　应纳入贿赂犯罪

　　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受贿罪应从两方面进行修改。
　　首先，修改贿赂犯罪中贿赂内容的界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的内容被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中国刑法则将“贿赂”的内容直接限定为“财物”，把财物之外的利益排除在贿赂内容之外。
　　其实，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往往可以转化为金钱财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如免费提供劳务、装修住房、提供住房使用权、出国出境旅游等财产性利益，均以提供这些利益的一方直接给付金钱财物为基础，这些财产性利益不过是金钱财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而且财产性利益也往往可以直接以金钱计算其价值。即便是安排出国留学、提供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有的也可以直接以金钱计算其价值。凡此种种表明，非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并无本质区别，在广义上都属于不正当私利，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转化。满足人不同需要的私利的表现形式之差异对于构成受贿罪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显然，扩大贿赂的范围不仅有利于打击那些利用职务便利获得财物以外不正当利益的腐败行为，也与世界各国腐败犯罪立法潮流相契合。
　　其次，修改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受贿犯罪。中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受贿罪有两种基本行为形式：一是索取贿赂，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二是收受贿赂，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前者行为人只要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即构成受贿罪，后者则要求行为人必须同时具备“收受他人财物”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两方面的要件，才能构成受贿罪。
　　在司法实践中，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设定为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为预防和打击许多腐败交易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一规定客观上减轻甚至解除了行为人利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一些人故意把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聚敛不义之财。司法部门在认定这些“灰色收入”的法律性质时确实感到困惑，以致行为人往往因此逃脱法网，严重影响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所以，在受贿罪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构成要件，不仅可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又可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

　　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长　何素斌
　　腐败呈现“权力期权化”等特点 

　　在近日举行的“国际反贪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何素斌分析了当前腐败犯罪呈现的一些新形式和特点。
　　何素斌在题为《当前腐败犯罪的现状与对策》报告中说，由于腐败主体特殊的地位和社会关系，腐败分子在作案手段上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狡诈性和隐秘性，使得其犯罪行为难于发现，潜伏期得以延伸，主要表现有以下四种。
　　一是权力的“期权化”。不少腐败分子在以权谋私活动中，“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不再是当即攫取利益，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
　　二是权力的“假借”和“转让”。纵容、默许自己的子女、配偶等用自己的名义捞取好处，移花接木，“代理腐败”。
　　三是赃款“漂白”，资本增值。腐败分子将赃款通过办公司、境外投资、回国投资等形式，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
　　四是伪装清廉，逃避侦查。许多腐败分子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廉洁”干部形象，迷惑群众，而一旦被查处时，则负隅顽抗，百般抵赖。